即便早年是一名外科醫生，起初的十幾年時間里，彭先生也沒有真正意識到，母親生活中的異常，是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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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

直到五年前，老人摔倒骨折后出現譫妄，覺得兒子和醫護在迫害她，語言愈發尖刻；彭先生確定，長期以來母親性情改變的背后，有哪里不對勁。同年年底，母親在北京老年醫院記憶門診確診了額顳葉癡呆——癡呆癥的一種。

在病房里，央視新聞《相對論》欄目組見到了這對母子，起初，老人把記者莊勝春認成了她的兒子。

國家衛健委2022年數據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中約有1500萬癡呆患者。他們身后，是一個個家庭、一個個最親近的陌生人。

有沒有可能做些什么，讓病痛和陌生來得晚一些？

變化的線頭，埋得久遠。

彭先生模糊地回憶起一些片段——大概十幾年前，他正在事業上升期，經常是在公司開著重要的會，接到母親的電話：“你趕快回來，我有重要的事兒跟你談。電話里不能說，非常重要，必須面談。”趕回家一看，“重要的事”，是家里桌上多了一袋方便面，“家里一定進人了，你得處理”。

印象中的母親，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彭先生想不通。一次又一次 “可笑的小事”，“很煩，也講不通”。

“那個年代，精神類疾病在公眾的認知里頭，都還像一片荒漠一樣。”

“僥幸”沒有發生。

不對勁的事，出現得越來越頻繁。2015年，47歲的彭先生為了照顧母親，不得不選擇辭職。

2018年，母親摔倒骨折后，癥狀更重了。時鐘晝夜顛倒，白天“30秒不說話，就睡著了”；到了晚上卻不停起夜，“一晚上起來10次是正常的事”。

彭先生嘗試過自己照護， “一晚上后，整個人就像踩著棉花。它不是一個片段、一個場景，是一個連續24小時不斷的高壓狀態，像捧著一個隨時可能會炸開的東西。”

精神崩潰邊緣的彭先生，換過5位護工，但母親的狀況超出了居家照護的能力極限，把母親送進北京老年醫院認知專科病房后，病情才有所穩定。“北京的醫療資源優越很多，她才能在這樣的資源體系上享有這樣的生活質量。”彭先生感嘆，那些經濟和醫療條件不足的家庭，怎么辦？

權威研究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人中，15.5%為輕度認知功能障礙，估算達3877萬人。而三到五年后，有三分之一會進展為癡呆癥。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能早一點篩查、診斷和干預，結果可能大不一樣。

在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記憶門診，不少病人已經進入中晚期，走失過幾次，家人才意識到帶來看病。醫院神經內科主任醫師魏翠柏告訴央視新聞《相對論》記者莊勝春，如果在癡呆前的輕度認知功能障礙階段給予治療，病情能夠長時間延緩，甚至不進展，還有一部分甚至可以逆轉。但是，“如果進入癡呆階段，因為腦細胞大量丟失，再想逆轉就很難了”。

“早篩查、早診斷、早干預”，是《“十四五”健康老齡化規劃》中，提到建立老年癡呆綜合防控機制時的關鍵三要素。在2020年國家衛健委編制的《探索老年癡呆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中，要求試點地區65歲以上老人認知功能篩查率達80%。

回想當初，彭先生的遺憾，帶著無奈。但現在，即使有了更多篩查的條件，要實現早篩，仍不容易。

2019年起，北京連續四年開展老年人免費腦健康體檢（癡呆風險篩查）項目，據提供體檢軟件支撐的北京師范大學老年腦健康研究中心表示，累計有70萬老人參與了檢查。

而在今年五月海淀區上莊鎮的體檢現場，記者看到，老人們6點多就來排隊了，但這個腦健康體檢，有些老人不愿做。

“我不癡呆，你篩查我做什么？”呂繼輝認為，早篩最大的困難，是民眾的接受度和知曉率。

作為北京老年醫院精神心理二科的主任醫師，她在記憶門診見過不少“否認癥狀”的病人；如今，醫院和上莊社區建立醫聯體，她每隔一兩周會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出診，“我們主動去社區篩，但篩查出有問題，還有一些人不相信你的結果，或者不認為這是個問題。”

我們在現場看到，一次腦健康篩查，至少需要15-20分鐘的問答測試。早篩的困境，除了老人的配合度，“還缺做檢查的專業人員，也缺方便又便宜的檢查工具。”魏翠柏介紹，現有的PET檢查和腦脊液檢查，可以提前反映10到15年的病變信息，但是因為價格昂貴，很難推廣，“我們正開發新型檢查方式，比如VR技術監測人眼的掃視和跟蹤速度，幾分鐘就可以測試。再過個三四年，國家這方面的產品應該會比較多了。”

魏翠柏坦言，作為這個疾病的專家，她也會有恐懼，“我經常跟學生說，好好努力，要研發出新的手段和藥品。”

四月末，北京老年醫院認知專科病房旁的小花園，紫藤花掛滿藤架，聞得見清淡的花香。每周六下午一點，彭先生都會來探望母親。每一次，他都會問起同一個問題：“我是誰？”

這天，母親插著鼻飼的喉嚨里，含混吐出兩個字：“小青。”

半年來，母親第一次認出自己。“但高興也就是一閃而過吧，因為我知道，這個東西肯定就是一個瞬間”，彭先生露出一點笑容： “今天天氣真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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