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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1952年生于臺灣宜蘭，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南南合作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2018年12月，獲中國改革開放“改革先鋒”稱號。

我們一定要重視中小微企業。保企業就是保護我國的就業和維護我國經濟的根基。此事宜急不宜緩，出手要快不能遲疑。

當下，全球疫情持續蔓延，世界經濟面臨新一輪危機。如何看待疫情對全球經濟形勢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怎樣的壓力，又該如何應對各種不確定性?近日，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接受記者專訪，闡述了他對疫情下全球和中國經濟走勢的分析。

一些國家陷入大蕭條是大概率事件

高淵：最近，包括你在內的全球20位知名醫療專家和經濟學家，聯名致信G20首腦，呼吁緊急提供必要的資源，以減少人類生命的損失。你們在信中說，如果我們不能力挽狂瀾，將會受到歷史的嚴厲審判。全球局勢到了這么危險的程度嗎?

林毅夫：目前，美國總確診數已是全世界之最，到4月12日已達53萬，占全世界確診人數的29%，歐洲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德國也都超過10萬人，形勢嚴峻。由于這次疫情以及石油價格的閃崩，還有美國股市兩周內的4次熔斷，美國和歐洲股票市場都受到了重創。

表面上看，發達國家醫療體系很發達，但另一個事實是國家動員能力弱，當疫情在某些城市或州縣擴散，集中收治面臨巨大挑戰。而且死亡人數多，美國已經超過2萬人，西班牙、意大利、法國都超過1萬人。還有很多醫療條件較差的發展中國家，他們面臨的危機可能更大。

高淵：這次疫情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全球經濟?

林毅夫：去年下半年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機構已經多次下調今明兩年世界各國的增長預期。也就是說，在疫情暴發前，全球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就已經走軟。

疫情帶來的隔離或封城措施，對已經在下滑通道的經濟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現在的利率已經是零利率或負利率，除了采用非常規的量化寬松外，沒有多少其他貨幣政策手段可用，政府財政積累的負債率也已很高。

為了應對疫情期間失業的劇增，維持社會的穩定，有些國家不得不出臺高達GDP10%甚至20%的超常規財政援助措施，但收效有限。可以說，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出現經濟衰退已是必然。

高淵：有不少人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陷入類似1929年經濟大蕭條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但也有不同聲音。對此你如何預測?

林毅夫：這將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根據摩根大通銀行早前發布的預測，今年全年美國的增長率可能下滑到-1.8%，歐元區下滑到-3.4%，日本下滑到-1.3%。隨著疫情的不斷惡化，新的預測越來越悲觀，國際金融研究院的預測是，全球的衰退馬上就要到來。去年他們預估全球經濟增長率是2.6%，現在下調到了-1.5%，美國的經濟增長今年大概是-2.8%，歐洲大概是-4.7%。美國圣路易斯聯儲主席詹姆斯·布拉德則認為，美國第二季度的失業率可能達到30%，GDP可能下降50%。

回頭看，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了全球動蕩，導致全球經濟進入歷時十多年的衰退調整，深刻改變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發達國家內部的力量格局。今年由于疫情和油價等帶來的經濟下滑壓力和不確定性，已經觸發了發達國家由這十多年來寬松貨幣政策支撐起來的股市的崩盤。所以往前看，很有可能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中國的增長必須依賴國內市場和需求了

高淵：國外疫情正處于上升期或暴發期，除了使得我國防控病例輸入的壓力大增，還會對中國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林毅夫：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出口國，所以疫情在影響全球經濟的同時，對中國國內經濟的影響也很大。

疫情最大的影響是同時沖擊了需求和供給，還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全球疫情暴發后，使得需求大幅萎縮。雖然線上購物和線上娛樂產業有較好增長，但線下產業受到了很大影響。

疫情也沖擊了供給端，對城市和農村都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城市調查失業率從5.2%上升到6.2%，上升了100個基本點。相比之下，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時，處于最高點時的失業率從4.0%上升到4.3%，只提高了30個基本點。由于農產品外運和農民工外出的困難，農村就業不足的情形會加劇，這會連帶導致農村家庭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影響。

高淵：外貿受疫情的影響會是首當其沖的吧?

林毅夫：外貿確實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外疫情和經濟衰退甚至蕭條的不利影響，而且下降程度會比較大。今年頭兩個月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7.2%，3月份我國開始復產復工以后，除了口罩、防護服、測試盒、呼吸機等防疫必要物資之外，許多外貿企業的出口訂單被取消，出口下降幅度可能達到25%，這種下降可以說是斷崖式的。

處在當前形勢之下，中國的增長必須依賴國內市場和需求了。應對經濟危機時，投資拉動是很重要的對策，但這次還需要同時保護家庭、保障消費，幫企業渡過難關。

支持家庭有兩種方法，一是給現金，二是發消費券。我認為在城市用消費券更有效，因為人們拿到現金不一定去消費，不會直接轉化為需求。根據地區和月份不同，消費券可以相應地變化，但重點是要扶持貧困、低收入家庭和失業人員，提供基本保障。在農村地區，必須加強社會保障網，提高低保水平，給未能外出的農民工發失業救濟，保障基本生活。

高淵：從疫情發生時起，中小微企業的生存狀況就備受關注，它們是不是最難的?

林毅夫：中小微企業生存境遇確實嚴峻。如果出口國外市場倒塌，很多中小微企業恐怕很難熬過三個月。

中小微企業需要給予更大力度的支持，比如減免租金、減免稅收、減低稅率、推遲社保醫保繳費、推遲償還貸款本息、提供新的貸款等。我們一定要重視中小微企業，因為它們提供了大量就業，破產倒閉會帶來失業的增加。而且它們是很多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若是破產了要重建會有許多困難，保他們的生存就是保中國渡過難關后維持全球制造業大國地位的必要舉措。

所以，保企業也就是保護我國的就業和維護我國經濟的根基。此事宜急不宜緩，出手要快不能遲疑。

在危機中保持穩定和增長是完全可能的

高淵：最近，有媒體翻出你在2003年非典時期的舊文重新發表，你認為當年的建議在17年后還有針對性嗎?

林毅夫：當年我提了2條意見和4個建議，17年過去了，或許是這個世界沒有發生多大變化，又或許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很超前，除了把“非典”換成“新冠”，把增長率的預期從“7%到8%”換成“3%到4%”，這些意見和建議竟然都還適用。高淵：你當年具體的意見和建議是什么?

林毅夫：我提了2條意見，一是我國靠行政動員的優勢，很快將疫情抑制下來，而這套行政系統的力量啟動起來怎么剎車是個問題，有必要權衡疫情復發危險和防范舉措的協調性;二是如何在國際上增強我們的政府形象，消除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負面因素。

4個建議是，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能夠迅速掌握準確信息、處理各種緊急狀況的制度化機制;給予受疫情沖擊較大的低收入人群必要幫助，以減低危機事件對社會和諧和穩定的傷害;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要推動人民生活衛生習慣的現代化;健康的金融、經濟體系，是渡過危機、降低傷害最重要的保證。

高淵：你創立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核心是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在全球疫情影響下，是否應該更強調“有為政府”?

林毅夫：是的，政府需要發揮積極作用來保護家庭、保護企業，以保護就業和消費，也需要刺激投資。在過去，出口市場是和私營投資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這次出口市場受到了重創，私營部門增加投資意愿下降，在投資上政府需要發揮主導作用。

現在，政府部門已經提出了新基建項目，包括5G、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此外，也可以投資常規的基礎設施，通過建設高鐵、城市間軌道交通網，構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

政府可以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可以允許政府負債率上升。過去中國政府把每年的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內，而當前遭遇供給和需求“雙殺”，今年應該可以允許政府財政赤字率上升到3%以上，甚至增加2—3個百分點。其他可選擇的政策工具，還包括發行特別國債、擴大開發銀行貸款規模、增加地方專項債項目等。

高淵：今年是中國設定的全面實現小康之年，你預計今年中國經濟發展會呈現怎樣的態勢?

林毅夫：今年第一季度有較長時間經濟停擺，如果第二季度能企穩回升，全年增長將主要依靠第三和第四季度由投資拉動的反彈。如果下半年增速能達到10%，那么全年的增長率會在3%—4%之間。

從我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空間以及政府的執行能力來看，要使全年達到5%或更高的增長并非不可能。但這樣的話，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長需要達到15%左右。考慮到疫情防控需要常態化和全球金融經濟的不確定性，全球的衰退甚至蕭條可能會延續一段時日，需要給未來幾年的政策留下足夠的空間，今年下半年勉強達到這樣的強力反彈也許不是最好的選擇。其實，在全球經濟負增長的情況下，能達到3%—4%的增長已經是很了不起的成績。

高淵：從長遠來看，這次疫情會改變中國的發展軌道嗎?

林毅夫：只要應對得當，利用近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創造的有利政策空間，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穩定金融體系，增加信貸資金幫助實體企業渡過難關，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新基礎設施等建設，并對受到疫情不利影響的城市和農村低收入和貧困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資助，以擴大內需，在危機中保持穩定、增長和就業，那么全面脫貧的目標在今年就能完成。

而且只要做到這些，我國未來增長的質量也會提高，并且還能以防疫經驗和物資幫助其他國家防控疫情，以我國的增長助力其他國家走出衰退或蕭條。

如果這樣的話，也將像2008年那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一樣，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比重、地位和影響。

(文章來源：上觀新聞)

關鍵詞： 保企業是維護經濟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