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三月一開始，胡尹萍過的就完全是愛爾蘭的時間，為了完成愛爾蘭“綠帽子節”的150頂帽子訂單，夜晚變白天地連軸轉，不出差錯如期赴約，是她手頭最要緊的事。

飛針走線完成這批訂單的人，是胡尹萍遠在老家的媽媽和媽媽身邊的一群阿姨。阿姨們第一次知道，每年愛爾蘭都有個節日——圣帕特里克節，又叫“綠帽子節”，節日期間所有人都戴著各式各樣的綠帽子在街上游行。胡尹萍去年就和當地組委會進行了接觸，但因為時間緊張還是錯過了。今年，她牢牢踩準了時間點。阿姨們為此還專門建了群，每天在群里討論花形、款式。

四年前，胡尹萍偶然撞見媽媽背著自己織的毛線帽子堆成小山，便開始以“小芳”的名義付費收集媽媽編織的毛線帽，并對媽媽謊稱是北京的外貿公司收購的。2016年她把收藏的帽子辦了一場藝術展覽——《小芳》，最近兩年，《小芳》這個藝術項目帶著媽媽織的帽子漂洋過海，去了更遠的地方，香榭麗舍大道的展廳、美國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現場，當然還有這個三月的愛爾蘭“綠帽子節”……

家鄉的阿姨們聽說胡尹萍媽媽織的帽子被北京的外貿公司收購，紛紛要求加入，“被動”的胡尹萍只好順水推舟也收購起阿姨們織的帽子。

隨著時間的推移，胡尹萍越來越感到： “我面對的帽子不是冰冷的工業機器產物，而是帶有溫度和熱情的手工織品，它們在生產的過程中伴隨的不是轟鳴的機器，而是媽媽們的歡聲笑語、閑話家常。”

為了讓小鎮里五十多個“媽媽”的一針一線更有價值，胡尹萍萌生出為她們創立一個品牌的念頭，就叫“胡小芳”。雖然創立品牌的路并不好走，她一直在努力，即便最終《小芳》以一種藝術方式存在，她也覺得值。

“租”來“小芳”和媽媽做生意

2009年胡尹萍來中央美院上學前生活在四川，畢業后從事雕塑藝術創作。她和先生都是北漂，和普通的北漂小夫妻一樣，每到年關“回誰家過團圓年”就成了繞不過去的話題，商量來商量去兩人定好一個規矩，“一年婆婆家一年丈母娘家”，一碗水端平。

“這么算起來其實十年間就只有五個春節能回自己父母家。我媽媽今年六十多，爸爸七十了，我能去看他們的時間掰手指都能算得出來，和父母養我的時間一對比，我能和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太有限了。”

想把父母接到北京盡孝，但胡尹萍發現父母其實也離不開老家， “老家不但有爺爺奶奶需要照顧，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老家更自由，我不能犧牲他們的自由，硬讓他們來北京。”

偶然間，胡尹萍發現媽媽打毛線帽的秘密。

2015年9月，胡尹萍到成都去看展，因為離老家很近，就想回趟家。她特意沒打招呼，沒想到一進家，兩個大大的麻袋堆放在屋里，很扎眼。打開一看，裝得滿滿的毛線帽，全是千篇一律的老太太帽子，暗沉沉的顏色。她很驚訝， “怎么織這么多帽子?”媽媽先說是打發時間，后來才告訴她，這些毛線帽是等著收購的人來鎮里收走，每頂帽子能賣六塊七。胡尹萍特別心疼，“這得是她花費了大半年的時間織的。”

她試探地問媽媽，“干嗎織這么多呢，要不你一年就好好織幾件賣給我吧。”媽媽卻覺得荒謬：“哪有自己人掙自己人的錢!”

后來胡尹萍發現，整個小鎮的婦女都在織這種劣質的毛線帽。有人從外地來會到很多村子里去收手工織的老太太帽子，收購價格特別低廉，每頂六塊七，拿去批發卻要賣三十塊。

通過“偵查”她了解到，那些收購者還是“挑著收，要織得好的、編花復雜的”，而且還要自己買線，“我專門稱了一下，每頂帽子要用二兩八左右的毛線，按最便宜的線買，也需要三塊多，這意味著費勁織一頂帽子只掙了不到三塊錢。”媽媽存放的那一大麻袋帽子，可能幾百塊錢就被收走了。

媽媽整個冬天都在家里一直織，因為毛線很粗糙，手磨得很痛。胡尹萍特別憋屈難受，可是又沒辦法，“媽媽是個要強的人，她不愿意白白接受我的幫助。”

回到北京，胡尹萍總惦記著這件事，但她明白誰也別想改變誰。她每個月給家里打錢，但是媽媽永遠第一時間都存到銀行。 “他們習慣了過非常勤儉的生活，不讓她織她還會別扭。”

“實際上不改變她也可以去想辦法順從她。她愿意織，那我就變相自己來收購好了。”她馬上找到自己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也是大學六年的室友來幫忙——讓她化名“小芳”、虛構成外貿帽子收購商，聯系媽媽談訂貨簽訂單，自己出錢支付給媽媽勞動報酬。好朋友很理解胡尹萍突然冒出的這個想法和她的心情：和上一代人的溝通很多時候并不能靠講道理來實現。

有公司有地址有聯系人，通過“小芳”的接洽，和媽媽“談生意”的過程很順利。

媽媽煥發出一種自己從未感受過的生機

最開始胡尹萍從網上買毛線，寄給媽媽，說是小芳那邊出毛線，讓她織完寄給小芳，小芳會支付酬勞，25塊錢一頂，織得好小芳還發點獎金。

“我買的毛線都是純羊毛的，日本進口的，媽媽跟我講：‘小芳給我的毛線都很好，我這一輩子都沒有織過那么好的毛線。’”胡尹萍媽媽是一個很傳統的婦女，很本分地想：人家給我這么多錢，那我是不是可以給人家織好看點?于是，織著織著開始變著花樣織，發明了很多帽子，還自己發明了名字。

“她來過北京，在她的印象里，北京的風好大，雪也大，對北京的這種印象讓她發明了‘風雪帽’,她還發明了一個‘帶帶帽’，帽子的帶子很長，可以系上包住臉。”

最初給小芳寄快遞的時候，胡尹萍媽媽都寫老伴的名字，不愿意寫自己的名字，認為男人才是家里的支柱。“后來她靠這件事掙錢了，在家里有了一定的地位，她主動說‘寫我的名字’。她還告訴我，‘別人都非常嫉妒我，這么好的毛線別人見都沒有見過，我每次拿出來人家都說讓我分一點毛線給她們,我舍不得給。’她學會了拒絕，她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婦女，以前哪會拒絕?”

胡尹萍發現，媽媽為了讓這些發往北京的“訂單”更好看更吸引人，慢慢開始琢磨更復雜的編花，嘗試搭配多種顏色。“她變得會時時留心觀察身邊的一切，像看到電視里打劫戴的頭套，她就織了一種只留兩只眼睛的帽子，還有像飛碟一樣的帽子，這些創意我絕對想不出來。”這些變化，讓胡尹萍感到媽媽煥發出一種自己從未感受過的生機。

媽媽經歷過物質最匱乏的時候，“她嫁進門后，一家老小穿的毛衣都靠她織。那時候哪有成品賣呀，有一個會持家過日子的主婦，一大家子人便能吃飽穿暖。”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小鎮里家家還要趕著騾子去交公糧，那時糧票、水票是家里最寶貴的。

從小就穿媽媽織的毛衣的胡尹萍，到縣城上中學時，發現滿大街開始流行雙星、美特斯邦威…… “那時從心里開始嫌棄穿媽媽織的毛衣，再也不要穿。一天只到食堂打一頓飯吃，從嘴里省出錢來也要買一件美特斯邦威。”忽然之間，媽媽織的東西全都不受歡迎了。

接到小芳訂單不到半年，小鎮里的阿姨們也都參與進來，媽媽不但幫著招呼組織，還替阿姨們出頭談價格，“我們織的款式復雜了，價格是不是要給高點?”

胡尹萍發現，媽媽的自信心也因此逐漸提高，并且在生活中變得有了自我，不再只是圍著一日三餐轉。“我希望她尊重她自己，不再為我或是這個家庭而活。”

尤其是上網、發微信、發快遞等等這些與從前大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媽媽特別積極地去學習、去接納，像變了一個人。“學會微信，就開始騷擾我了，我開著車的時候經常跟我語音聊天。”胡尹萍覺得，這個技能讓媽媽的自我價值得到滿足，有了存在感。

鎮上的麻將館倒閉了

為了圓這個“謊言”，多年獨自“北漂”的胡尹萍讓自己從老家“蒸發”，“我必須把這件事維持在自己可控的范圍之內，包括自己的大家族、同學、朋友。”她的微信屏蔽了幾百人，“微信里任何一個陌生人我都會研究一下，任何小學同學的聚會我都不參加”。

為了不露出馬腳，這種小心翼翼曾經讓生性爽朗的胡尹萍很是抓狂，“剛開始和媽媽通話都要錄音，不然下一次都不知道上一次怎么說的。”后來她刻意保持距離，完全交給小芳來做。慶幸的是，經過自己的“周密策劃”，至今沒有引起媽媽的懷疑，媽媽一直帶領著阿姨們沉迷在用雙手賺錢的幸福中。

也遇到過驚險的狀況，有次老家麻將館的老板娘突然找到小芳吵架，原來那陣子小鎮的阿姨們拼命織，都沒有人去打麻將，鎮上的麻將館倒閉了。小芳說：“我可以跟阿姨說讓她們回去打麻將，我不留人的”。老板娘同時也托了人喊阿姨們回來。“我打麻將要賠錢，來織帽子要掙錢的。”結果阿姨們都不回去打麻將。

“第二天老板娘又來了，這次沒吵，在一起待了一天，后來她自己帶著二斤毛線也加入進來，學織毛線。然后就是我上個月回家，看到KTV老板娘也在織毛線!”

胡尹萍不想讓媽媽知道真相的原因很簡單，“我在乎跟我母親之間的關系，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她現在很自由、很開心地在織帽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一旦知道真相，她立刻會擔心，花了這么多錢收帽子，還讓這么多人一起做這個，你錢從哪里來?這些帽子有沒有賣掉?你生意好不好?你有沒有賠?這種焦慮不會讓她開心，那我覺得就沒必要。”

胡尹萍和小芳同時準備好了幾套應急方案。胡尹萍相信和小芳18年的情誼，小芳也始終覺得這是件很好的事，不遺余力在做，“她現在已經覺得自己就是小芳了。”她倆想盡最大程度保護好母親，“就像小時候媽媽保護著我們，讓我們看到的都是這個社會美好的事。”

保護媽媽是胡尹萍的底線，就像自己北漂的時候，無論有多難，向家人展示的始終都是自己最好的一面，彼此間都不想讓對方有過多的擔心。

漂洋過海參與美國街頭游行

媽媽織的帽子胡尹萍不舍得賣掉，索性都收藏起來，做成一個特別的藝術項目——《小芳》，通過展覽與更多的觀者分享。“有的藏家看上了我也不賣，讓對方收藏一段時間還要還給我。”

2017年3月，從紐約來的一個訪問者跟胡尹萍談起需要手工編織的粉色毛線帽，給反對特朗普的女性佩戴。胡尹萍隨即捐了一些粉色手工帽，于是，四川鄉村婦女們親手編織的毛線帽漂洋過海到了美國，成為了美國街頭游行時的佩戴物品。

“她們沒出過國，但織的帽子出國了，她們也可能都不知道美國總統是誰，但她們做的東西跟美國總統發生了關系，這讓她們的存在感爆棚。”

胡尹萍發現，很多阿姨的手藝是代代相傳的，她們喜歡把動物、植物用毛線編織出來。

2017年年底，為了持續激發這些“媽媽們”的創造力，胡尹萍開始策劃“制造”一場法國比基尼大賽。小芳要求阿姨們在織這些比基尼的時候，是為家人而織，或是兒女、兄弟姐妹……

一年過后，85件最好的手工比基尼完成。她把這些比基尼拍攝下來，并PS到全世界最頂級模特的數碼照片上。在這個過程中她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創意，比如兩只在草叢里談戀愛的瓢蟲，高速路與紅綠燈……胡尹萍說：“它們要穿在最美的模特身上，穿給全世界看!”

2018年年底，“毛線比基尼秀”在北京的箭廠空間展出，胡尹萍為這個藝術項目取名《雪白的鴿子》，她相信在未來這些質樸又充滿靈性的比基尼會登上真正的舞臺。

她們像回到年輕時候的大集體生活中

“小時候我是吃百家飯長大的，那些阿姨就像我的家人一樣。” 胡尹萍的整個童年在小鎮度過，媽媽以前是繅絲廠女工，一出生她就被小棉被包裹著放在浸著熱水的蠶繭箱上，這個來逗一下，那個來哄一下，從小就在繅絲廠被阿姨們輪流抱大。胡尹萍對那個時代的集體生活懷有深深的情結，以至于壓力大的時候，也“不忍心徹底掐斷她們的‘生意’，只能在訂單上提高要求、設置一些門檻。”

面對五十多個阿姨提出“多點訂單、漲點工錢”的要求時，她更多是滿足她們，“小芳說我這樣不對，有點兒太寵著她們了。前兩天她們還在向小芳提要求，‘過年大家都很忙，這批綠帽子你們提點兒價吧?要不給我們發點兒獎金吧?’”

織帽子已經是阿姨們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她們像一支小分隊，白天織帽子，晚上去跳廣場舞，宛若回到年輕時候的大集體生活中。她們的想象力經常讓胡尹萍感到震驚，“絕對不是受過系統訓練的僵化的腦袋能想出來的。”

壓力大的時候胡尹萍也想過出路，嘗試開了網店，但訂單寥寥，“為了不傷害媽媽們的手，我給她們定的都是很好的純毛毛線，比較貴。各種成本算下來，定價一百多一頂的帽子不太能打開很好的銷路。”

胡尹萍一直靠做別的項目掙錢支撐著這些訂單，她先生特別支持她。小芳最開始出于朋友情分來幫忙，在和阿姨們接觸兩年多后，她辭了職，把心思專門放在做這件事情上。胡尹萍很感動，更多的是于心不忍，“她有家庭還要養小孩，做這個一直不賺錢還要搭上很大的精力”。

經過“媽媽們”一針一線編織、實實在在付出勞動的帽子，不但和美國總統掛上了鉤，還要去愛爾蘭過節，這不僅僅讓阿姨們興奮，也促使胡尹萍進一步思考，如何為帽子們找到銷售出口，但是，“打造一個品牌，這個體系比我的想象龐大得多。”

對內隱瞞，在外開花，也讓胡尹萍陷于矛盾和尷尬：一方面她盡力保護著媽媽的自由創作，不想被戳穿;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能被更多人關注，“往往一邊是越來越多的媒體找上門，一邊是我要謹慎選擇然后拒絕掉很多。”

胡尹萍的需求很簡單，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喜歡小鎮阿姨的手工織造，更希望為它找到適合的品牌合作方。

文/本報記者　李喆

供圖/胡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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