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偏離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日前在出席“2018杭州灣論壇”時提出上述觀點。

高培勇表示，中央政治局會議針對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了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政策，與十年前反國際金融危機時提出的政策相比，去掉了穩增長。

“這是決策層傳遞的非常重要的信號。”高培勇指出，與高速增長階段大不相同，現階段中國經濟所面對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而非總量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經濟下行壓力固然集中體現于實施需求管理的必要性上，但相對于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質量，擴大需求不僅是次要目標，其操作亦須掌握在“適度”范圍內，不可“大水漫灌”中國宏觀調控所依托的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而非政策安排。

“經濟下行壓力固然要求和決定著政策層面的相機抉擇，但相對于體制機制性變革，相對于推進各種基礎性改革，短期‘對沖性’逆向操作的功效絕對不可同日而語。”高培勇認為。

“試想一下，當你提出財政政策如何做的時候，你心目當中的財政政策是什么樣子?我揣摩，不少人把財政政策都放到了需求管理這一條主線上面去，搞擴張。”高培勇表示，“怎么擴張，第一靠減稅降費，第二靠擴大基建投資，第三是加大財政赤字。理念、思想、戰略在某種意義上不自覺地、下意識地又回到了十年前的軌道。”

高培勇指出，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偏離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總體要求。十年前減稅降費是為了擴需求，對穩增長有利，現在的減稅降費是為了降成本，降企業和實體經濟的成本。以降成本為主要目標，特別是為實體經濟降成本，減稅降費所聚焦的對象，便主要是企業。因而，減稅降費是結構性的而非總量性的——有明確的操作指向而非不分青紅皂白地減和降。

談及擴大赤字時，一定要以防風險作為重要約束條件之一。當前正在進行的三大攻堅戰之首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其中重要的是金融風險，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因此，此時提及擴大財政赤字一定需要有底線思維，不能跨越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的3%，要守住這一條底線。”高培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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