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基于過往現實，還是新曝光案例的惡劣程度，都不能再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當作偶發現象來看待，對其的治理已到了一個必須加碼的關口。

新城控股原董事長侵害女童一案仍在發酵。7月3日，有媒體報道，新城控股原董事長(現已由其子接任)王某某涉嫌猥褻女童，于7月1日在上海被采取強制措施。據悉，王某某侵害女童的行為發生于6月29日下午，地點為上海的一家五星級酒店。根據官方通報，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周某某因涉嫌猥褻兒童罪已被上海普陀警方刑事拘留。

先是驚訝、猜疑，然后是由警方坐實案情后的憤慨、譴責、擔憂……圍繞此案的輿論關切和媒體跟進力度，堪稱罕見。它一來是由于侵害9歲女童又一次觸碰了社會“孩子不可傷”的那個最敏感神經，更因為犯事者的知名企業家、富豪身份與其齷齪行徑形成了一種強烈反差，激發了社會對于某種可能存在的“特權”的天然反感。其所凝聚的社會訴求很簡單：嚴懲作惡者，斬斷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比起被曝光案例帶給輿論的震驚，諸如中間人帶朋友的孩子“羊入虎口”以及現金交易等細節，更不免讓人追問，如此熟絡的作案手法背后，是否蘊藏著某種“成熟”的利益鏈?畢竟，相比較于普通案例，像王某某這樣的“有錢有勢”的成功人士，如果癡迷于把黑手伸向孩子，其帶給孩童的威脅，對社會道德、法律的敗壞，要嚴重得多。因此，不僅輿論對這類案件的聲討聲浪要大得多，事件調查與處理，也必須要能展現出對侵害孩童犯罪的零容忍態度。

輿論的聚焦，不只有憤怒和譴責，更有對王某某會否因自己的特殊身份而享有某種被輕縱可能的擔憂。這種擔心，既源自對公共人物所持有的地位、權勢的天然警惕，也與現實中類似案件處理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密切相關。其中一些或許是法律、制度層面的，比如，呼吁加碼對性侵犯罪的懲罰程度;再比如，猥褻、強奸等犯罪在認定上的模糊之處;還有一些則是對司法審判能否徹底排除特權干擾，做到不偏不倚的公正焦慮。但不管是哪種公共情緒，共識只有一個：無論作惡者是什么身份，把罪惡黑手伸向孩童就絕不會被輕縱。

當然，公眾人物作惡，其“東窗事發”前有多“任性”，曝光后所受到的懲罰以及帶來的影響也將會有多嚴重。王某某作為上市公司老總和數千億資產的管理者，事發后新城控股在數天內縮水上百億，正是來自資本市場的懲罰;另外，其此前所參與的一些公益慈善活動也被質疑是否存在不正當目的。這種關聯性影響，是社會處罰的一部分，也要求公眾人物必須有更多的道德自律和守法自覺。

從占據社會資源多寡的角度，王某某毫無疑問站在了社會金字塔的中上層。此類人物深陷侵害女童丑聞，并有如河南趙志勇案等類似案例在先，也難免引發公眾對某種社會“上層道德”的負面聯想。我們當然不能以個例來打倒一片、以個別人的作惡來為整個群體畫像，但如果社會的上層群體中，目無法紀、喪失基本道德感的敗壞分子時有出現，它很難不動搖人們對上層道德的想象與寄托。畢竟，這部分人群，原本應該是一個社會主流價值的象征者、捍衛者，是推動社會向好的中堅力量。

跳出王某某的身份標簽，此案所激發的巨量社會關注，一定程度上亦是一種社會情緒的集中釋放。據最高檢去年發布的數據，2017年以來，全國檢察機關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萬多人，起訴6萬多人，且“從近年來發展趨勢和全國整體情況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呈多發態勢”。

這預示著，無論是基于過往現實，還是新曝光案例的惡劣程度，都不能再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當作偶發現象來看待，對其的治理已到了一個必須加碼的關口。這包括但不限于相關罪行標準的進一步明確、懲治“槍口”的放低一寸以及性教育強化等綜合防范機制的完善。總之，此案的輿論反饋，無關仇富和道德綁架，而是任何現代社會對于“下一代”都該有的文明自覺和責任覺醒。

(責編：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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