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李光羲在《北京日報》上發表《讓人民喜聞樂見》一文。

《北京日報》歷來年對李光羲的報道。

“《北京日報》我很熟，我還在上面發表過文章吶!”說這話的是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從出演新中國第一部外國歌劇《茶花女》男主角，到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演唱《松花江上》;從改革開放初期唱響《祝酒歌》，到2019年春節九旬高齡登上春節聯歡晚會舞臺，李光羲不僅多次登上國家級舞臺，還深入社區，樂此不疲地為群眾文化貢獻力量。數十年來，他參與并見證了新中國音樂事業的發展。

《茶花女》 借鑒電影，擔綱新中國首部洋歌劇

說李光羲是新中國歌劇界的第一個全民偶像，恐怕不為過。1956年，新中國第一部洋歌劇《茶花女》首演，李光羲因飾演男主角阿爾弗萊德一舉成名。

“那是新中國建立初期，周恩來總理說我們過去是農村包圍城市，條件艱苦沒有劇場，全國解放之后，我們占領了大城市，大城市有劇場，我們就要‘占領劇場’。”回憶起70年前的舊事，李光羲依舊歷歷在目，“占領劇場”就要有劇目，于是，李光羲所在的中央歌劇院開始排演西方古典歌劇《茶花女》。

《茶花女》是洋歌劇，以前從未排過。“演外國人，唱西洋歌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李光羲說，當時大家就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選拔演員、翻譯劇本、練習演唱、學習表演，一點一點摸索著。有趣的是，當時排演《茶花女》的李光羲其實不是專業出身的聲樂演員。從小生活在天津的他，自幼酷愛音樂和戲曲，京劇、京韻大鼓和其他地方戲他聽過，傳入天津的西洋音樂他也聽過，再加上有一把好嗓子又熱愛歌唱，李光羲考入了中央歌劇院，并參與了《茶花女》的排演。

“要演《茶花女》，我就想起了我之前看過的美國電影《茶花女》。”李光羲對這部電影非常癡迷，從演員到故事，從場景到造型他都爛熟于心，他演阿爾弗萊德時，就把腦海中那個好萊塢男主角的形象展現在舞臺上，就連開門的動作，他都借鑒了電影中的表演。

李光羲說，要排一部劇目，就要在舞臺上把自己從內到外地變成劇中的人物。但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大量藝術家來自延安，對《茶花女》中外國人的生活方式并不了解。“蘇聯專家就教我們，怎么從形象、聲音、氣質上把自己變成法國人。”外國紳士怎么與人交流，怎么走路，怎么站著才禮貌，怎么看人，都是他們學習的內容。“后來大家都說，我借鑒電影的方法是對的。”原本并非A組演員的李光羲，在正式公演前被蘇聯專家選定，成為《茶花女》第一號男主角。

當然，總結這些成功經驗都是后話了。當1956年12月《茶花女》在北京天橋劇場首演時，整個文藝界都沉浸在“中國人也能排演西洋歌劇”的興奮中。“那時候我們都說，歌劇是戲劇中的‘重工業’，要排外國大歌劇更是不能想象。”李光羲說，當時的《茶花女》不僅在北京場場爆滿，還吸引了全國的愛好者來看。“那時候中國戲多，外國戲就這一個，很多地方上的文藝工作者聽說了也都來看!當時從廣州到北京得走4天，新疆到北京要一個星期，但他們都來。”李光羲也因表現出色一炮而紅，從1956年到1984年，《茶花女》無數次復排他都出演男主角，一直演到55歲。

李光羲特意強調，這部歌劇是用中文演唱，“我們的文藝要為工農兵、老百姓服務，如果在當時唱意大利文，老百姓也不知道你在唱什么。”為了讓觀眾聽得明白，中央歌劇院懂俄語的專家，就把意大利語《茶花女》翻譯成俄語，再翻譯成中文，教歌唱家們演唱。自1956年首演后幾十年中，劇本的翻譯也不斷調整，劇本唱詞也越來越完善。

“現在年輕人學外文，可以用原文唱歌劇，出國演出也方便。無論中文外文，都是藝術表演的形式，都挺好。”李光羲并非排斥用原文演唱歌劇，而是在強調，當年我國排演第一部西方歌劇時就已想著向普通老百姓推廣高雅藝術。用中文演唱西洋歌劇，也成了中央歌劇院演出歌劇的傳統。

《祝酒歌》 改革開放浪潮涌動，唱出時代心聲

除了《茶花女》，后來李光羲還出演了《貨郎與小姐》《葉普蓋尼·奧涅金》等西方古典歌劇。《貨郎與小姐》是在北京上演的第一部外國喜歌劇，等到1962年上演柴可夫斯基歌劇《葉普蓋尼·奧涅金》時，公派留學蘇聯、并在國際上獲獎的歌唱家郭淑珍與男中音歌唱家劉秉義加入進來，李光羲覺得中國排演外國歌劇的質量“上去了”，“跟國際接軌了”。1987年4月9日，《北京日報》刊發報道《他在思考如何繁榮中國的歌劇事業——訪新增補的全國政協委員李光羲》，回顧他飾演的多個歌劇角色，稱他“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為觀眾所喜愛的人物形象，從而奠定了他在歌壇的地位”。

除了在歌劇方面的開拓與嘗試，數十年來，李光羲還演唱了多首經典歌曲。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的《松花江上》由他演唱，《北京頌歌》也是其代表作，而在改革開放初期李光羲首唱的《祝酒歌》，成為他眾多歌唱作品中流傳最為廣遠的一首。

上世紀70年代末，各大文藝院團都開始恢復業務排練劇目。正在中央歌劇院復排歌劇《阿依古麗》的李光羲，在排練廳中看見女中音蘇鳳娟拿著一頁歌篇，正是《祝酒歌》。李光羲看了歌篇無比激動，忍不住寫了一封信給作曲家施光南，請作曲家編寫樂隊配器。可在當時，社會思想還沒有完全開放，《祝酒歌》并沒有通過審查。

“有人說這首歌老‘來來來’的，貧氣;還有人說這首歌怎么號召大家喝酒，不能唱。但這首歌抒發了一種豪情，我心里這把火不能熄滅。”李光羲太喜歡這首歌了，后來在一次國賓宴會上，他悄悄說服了樂隊，帶上這首歌的譜子演唱，自此廣受好評。1979年除夕，在中央電視臺“迎新春文藝晚會”上，李光羲正式登臺演唱了這首歌曲。當“美酒飄香歌聲飛，朋友啊請你干一杯”的歌聲通過電視信號傳遍千家萬戶，這首帶著時代氣息的歡快歌曲也唱進了人們的心里，“人們壓抑許久的感情被這首歌釋放出來，這首歌還唱出了大家對未來的美好期待。”

伴隨改革開放的浪潮推進，老百姓文化生活日漸豐富，但高雅藝術，尤其是在劇院中上演的劇目卻在發展中面臨挑戰。1994年6月10日，李光羲曾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文章《讓人民喜聞樂見》，回顧了幾十年來他對文化發展的感受。他坦言，改革開放前他演名劇唱名曲，把舞臺當做自己的“天堂”，但新時期后出現很多新事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劇院改變了從前的境況，我似乎失去了‘天堂’。”

多年之后的今天，李光羲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改革開放前大家文化生活形式簡單，基本就是去劇場看演出。但上世紀80年代之后有了電視，大家的選擇就多了，劇場演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沖擊。”再加上流行音樂的引入，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時尚的文化藝術形式吸引。他記得有好幾次，他在臺上唱著歌，臺下就有小青年喊：“李老師，唱點通俗歌曲吧!”

不可否認，李光羲曾感到一絲失落，但他很快轉變了想法，“時代潮流不可抗拒，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潮流，現在年輕人喜歡搖滾、喜歡流行，都可以理解。”他感覺到，改革開放之后，個體的愿望得到抒發，“不管有什么喜好，都能找到可欣賞的對象，這是文化發展的表現。”

《東方紅》 好作品記錄時代，唱到人們心里

新的變化在上世紀90年代末發生。1997年，李光羲參加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復排并接受《北京日報》采訪。在1997年9月12日《北京日報》發表的《重唱》一文中，他感嘆說這兩年“氣候”變了，老演員比歌星更受歡迎。

在他看來，老演員受歡迎，其實是他們演唱的作品依舊受歡迎，比如《東方紅》，多次復排總是一票難求。“為什么《東方紅》從幾十年前演到現在還能打動人，而有些歌曲就只能流行幾年?因為好的歌曲記錄了那個時代，唱出了當時人們的心情、情緒。”他認為，不管什么形式的音樂，能留下來的作品都是與人們產生共鳴、唱到了人們心里去的作品。

當然，觀眾開始愿意重回劇場看老藝術家們的演出，這與藝術普及步伐的加深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別的不說，就說北京的劇場，李光羲眼見著這座城市的劇場越來越多，天橋劇場、北京音樂廳、中山公園音樂堂、保利劇院、北京劇院、國圖藝術中心、國家大劇院……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出在京城各處上演，觀眾可選擇的精神食糧越來越豐富多元。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推廣高雅藝術遇到了新挑戰。“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為人民服務，老百姓就是我們服務的對象。”李光羲說得非常認真，“我喜歡唱歌，不想離開舞臺，那我也要與時俱進。”于是他開始下功夫學習流行歌曲演唱，那時他已經七十歲高齡了。《讓我歡喜讓我憂》《牽手》《大笑江湖》，這位老藝術家全都唱了下來。登臺演出時，他除了演唱《祝酒歌》《松花江上》等經典曲目，也帶上一兩首“有流量”的歌曲，呈現出的“反差萌”讓不少觀眾震驚。

李光羲還做了大量群眾藝術工作。近十幾年，他曾擔任朝陽區文聯主席，也是潘家園社區的社區委員，平時還給社區合唱團做指導。2001年3月24日，《北京日報》刊發《李光羲當選居委會委員》的報道，他當選為潘家園社區居委會特邀委員，報道稱“每年小區舉辦的文藝匯演，都可看到他的身影”。

“我就是有癮，有舞臺展示才能，別人看到了有所得，我也有成就感和榮譽感。”他對藝術的熱愛一如往昔，“現在我的年齡大了，嗓音條件不如年輕時候了，但我每天還堅持練聲，為的就是讓自己有點用。能給大家唱歌，我高興!”直到現在，李光羲還經常接到電話：“李老師，這兩天晚上能給我們來唱個歌不?”哪怕已是九十歲高齡，只要聽說有人想聽他唱歌，無論是在公園還是社區，無論是大太陽曬著還是小雨下著，無論對方是不是專業人士，只要自己身體情況允許，他都會去。2019年春節，他還和郭淑珍、胡松華等歌唱家一起登上央視春晚的舞臺。

“近些年國家特別重視人文教育，尤其是黨的十九大之后，把美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一起寫入強國的目標。”說起幾十年來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李光羲對“美麗”這個詞頗為感慨，“達到溫飽之后開始欣賞藝術，從中汲取精神養分，這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對我來說，唱歌不是滿足自己的心愿、趕個時髦，而是奉獻滿腔的熱情，在這個層面，我還要繼續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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