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七普的初步結果，除了較低的生育率以外，流動人口發展也呈現 “新態勢”（超鏈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58600）。相比六普，中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增長顯著，鄉城流動占比進一步上升，短距離人口流動性顯著增強，市轄區內人戶分離人口增長最快。廣東、浙江等省流動人口規模明顯超過預期，省際人口分布的馬太效應更加明顯。

【資料圖】

2022年6月初，匯總了數據資料的《中國人口普查年鑒2020》出版，豐富的全國、分省區、分城鄉類型的數據，讓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中國流動人口的特征。

從農村到城市依然是流動人口的主要特征

流動人口從哪里來、又到了哪里去？討論中國人口有兩個標簽是繞不過去的：戶籍和城鄉。我們用流動人口的戶籍類型（村居委）及其常住地的城鄉分類（城鎮和村）將流動人口劃分為四類流動。農業戶籍人口流動到城鎮地區是中國人口流動最顯著的特征。2000、2010、2020年，鄉城流動占流動人口的52.2%、63.2%、66.3%。

如

表1

所示，逢十的普查年份結果顯示，鄉城流動和城城流動的占比都在不斷的上升，而鄉鄉流動和城鄉流動不斷的下降，合計占比略超過10%，遠遠低于2000年的27%。城鎮地區是9成流動（88.12%）的目的地。

表1?| 四類流動人口的構成（%）

數據來源：2000年-2015年的數據來自：段成榮等，2019，中國人口的遷移轉變，人口研究，第2期；2020年數據來自筆者推算，可能存在偏誤，其中鄉城流動占比66.3%、城城流動為21.8%為國家統計局新聞發布會公布數據或據此計算。2015年的分布明顯有異于2010年和2020年，這可能是戶籍地類型與逢十年份普查問卷有異所致，此外還有抽樣誤差等問題。

中國城鎮化率從六普的49.7%上升到七普的63.8%，增長了14.1%。我們分解城鎮化的貢獻因素，大體上可以分為人口遷移、區劃變動和自然增長。從人口流動來看，七普的流動人口比六普多了1.55億人，按鄉城流動占比，即1億農業人口完成城鎮化，占總人口的7.1%。

同期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從39.3%增長到45.4%，城鎮戶籍人口增加了1.14億人，占總人口的8.1%。這些人有一些是區劃變動導致的戶籍身份轉換，也有一些是農業戶籍人口流動以后在常住地落戶。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張曉鵬在2021年5月的通報，截至2020年底，有1.2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由此可見機械遷移（人口在遷移以后，戶籍隨同遷移）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的主要部分。鄉城人口流動（人遷戶不遷）和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兩者合計就高達15.2%，超過過去十年城鎮化率的增長，由此可見，人口流動依然是中國城鎮化最核心的動力，沒有之一。

流動有近有遠，不同流動距離中四類流動人口的分布是什么樣的？

如

表2

所示，四類流動人口在省內流動和跨省流動兩個維度保持了高度的穩定性，十年間變化不大。但十年間流動人口規模迅猛增長，因此2020年四類流動人口規模比2010年都有顯著增加。

表2?| 不同流動距離中四類流動人口的分布

數據來源：2010年數據采用微觀數據計算，與段成榮等（2019）的結果略有差異，見上表，這種差異是計算口徑的數據源的差異，詳見馬小紅等（2014）；2020年數據為筆者據七普長表7-1及相關假設推算，因缺乏微觀數據，準確計算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誤。

具體來看：

第一，省內和跨省的鄉城流動各自增加8700萬和2000萬人，增長了112%和30%，省內流動已經成為人口城鎮化最核心的因素。

第二，省內和跨省流動的城城模式各自增加2500萬和800萬，分別增長了77%和49%。城城流動模式的作用機制與鄉城有較大差異，商業環境、宜居等占了家庭決策的很大權重，因此城城流動時，城鎮居民跨省流動的意愿要高于鄉村居民。

歷史經驗顯示，人口流動以短距離為主，長距離流動的目的地一般是工商業中心地區。2000年前后，中國加入WTO使得東南沿海中心城市的就業機會大增，跨省流動在流動人口中的比重持續上升，但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各省的中心城市有吸引力也在上升，省內流動占比在2005年以后開始回升，到2020年，省內流動占比超過三分之二。

那么，省內流動的結構是什么樣的？

如

表3

所示，按行政層次，將省內流動劃分為省內跨地市、市內跨區縣（不含市區內人戶分離）以及縣內跨鄉鎮三種流動距離。六普的時候，省內流動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格局，要么就近在周圍鄉鎮流動，要么就遠流動到其他地級市。

表3?| 流動距離的分布結構

數據來源：2000、2010年、2015數據采用普查資料或微觀數據計算；2020年中的跨省、省內和市區人戶分離占比和絕對值據普查年鑒計算，2020年省內流動中的三類流動距離的分布，根據2010和2015年的變化率外推所得。

假設七普省內流動內部的結構變化相比2015年保持同樣的趨勢，我們同比外推2020年省內流動的內部結構。相比六普，七普數據的省內流動增長了1.24億人，其省內跨市流動增長了6400萬人，市內跨區縣流動增長了4700萬。省內跨市流動占比會進一步上升，而縣內跨鄉鎮的占比下降，省內流動的平均流動距離會變長，人口正在向省內的中心城市集聚。這個趨勢與省際相反，省際遷入和遷出都呈現分散化的趨勢，傳統人口流入地的流入強度正在下降，而流出地的流入強度在上升。省際流動的差異，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詳述。

流動的影響比想象的要更加廣泛

2020年，我國總人口中的三分之一是人戶分離，四分之一是流動人口。盡管數字很高，但依然低估了流動人口的影響范圍。上文指出中國流動人口的目的地有88.12%是城鎮地區，絕大多數農村地區沒有流動人口，因此估計流動人口的影響，應該把范圍局限在城鎮地區。我們將城鎮人口作為分母，重新計算流動人口在其中的占比。

如

表4

所示，2020年，全國城鎮地區有55%的人口為人戶分離，其中有42%是流動人口，流動的影響面明顯高于以總人口作分母的比例。中國是名副其實的流動大國、流動的中國，正常的城鎮地區，流動人口是隨處可見的。

表4?| 人戶分離和流動人口在人口中的占比

數據來源：2000年、2010年、2020年人口普查年鑒（或普查資料）。

不同年齡、不同地區人口的流動性有較大差異，因此，我們從年齡和省區兩個維度來刻畫流動的特征。首先分別計算每一個年齡人口的流動參與率。按年齡段，我們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學前和義務教育階段，后義務教育的學齡階段，工作階段，后兩個階段有重合之處。

如

圖1

所示，七普在所有的年齡段的流動參與率都高于六普。分階段來看，義務教育學齡兒童的流動參與率從六普的10%左右上升到七普的20%以上。跨省流動參與率略微上升，而省內流動參與率大幅上升，這表明兒童隨同父母跨省流動的障礙仍然非常大，而省內的障礙大大降低，省內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水平在上升。兒童隨遷可能的障礙包括異地中高考限制、義務教育學校就讀限制等制度層面的因素，也有生活成本和文化差異等客觀條件障礙。跨省隨遷的障礙較高，還體現在隨著兒童年齡增加，流動參與率在下降，義務教育階段兒童的省內流動參與率基本不隨年齡變化。

當兒童進入后義務教育階段，無論是直接工作，還是進入高中、中職、本專科，大多數人都會離開本鄉鎮，流動參與率急劇上升，峰值出現在18歲左右，流動參與率接近60%，這意味著除了中心城市和地市市區以外的大多數青少年都在流動中。

當青少年完全結束學業開始工作時，流動參與率開始下降，下降的原因有兩個方面：

其一，畢業以后直接落戶在就業地，這個人就不是流動人口了；

其二，畢業以后返回家鄉。

這兩部分人合計占同齡人的15%左右。跨省和省內流動參與率下降的速度有較大差異，跨省流動參與率的下降是平滑緩慢的，這說明一個人跨省讀書以后，落戶在當地或者返回家鄉的過程是緩慢的。但在本省讀書以后，落戶在當地或者返回家鄉的過程相對迅速。這些都顯示了跨省流動和省內流動的差異。

圖1?| 分年齡人口的省內和跨省流動參與率

數據來源：2010年、2020年人口普查年鑒。每個年齡的流動參與率=該年齡的流動人口數/該年齡的人口總數。為繪圖美觀，只截取了0-75周歲的年齡段。

當一個人年齡為50歲以上、臨近退休時，他們的流動參與率低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現在50多歲的人群，因為就讀高等教育的機會、進入初職時代背景等因素，可能一直沒有流動過；

其二，臨近退休的中老年人，他們在城鎮就業市場上的障礙較大，就醫需求強但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異地參保就醫有障礙，所以不得不返鄉；

其三，近些年，在中央轉移支付的支持下，欠發達地區的醫療條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有了基本的保障，對勞動力返鄉形成一定的拉力；

最后，我們還發現，跨省流動的勞動力，集中返鄉的年齡稍有延后，2010年曲線斜率的斷點為50歲左右，而2020年則為60歲。相比之下，在臨近退休時，省內流動的曲線比較平滑，沒有明顯的斷點，這再次印證了上文的結論，省內經濟社會一體化要好于跨省。

如

圖2

所示，分省區來看，各省的城鎮常住人口中，人戶分離人口的比重都比較高，而流動人口大省北京、上海、廣東，人戶分離人口占比都超過60%，跨省流入和市區人戶分離的比重都比較高。傳統的人口流出地，河北、河南、湖南、安徽稍低一點，但也超過了40%，與流入地不同的是，這些省區城鎮流動人口主要是省內流入的，跨省和市區人戶分離的占比都比較低。因此，滿足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并不只是京滬粵等發達地區面臨的問題，人口流出大省也有這方面的壓力。

圖2?| 分省區城鎮地區人戶分離人口的結構分布

數據來源：2020年人口普查年鑒。

流動人口越來越不“流動”

流動人口是從戶籍地與常住地分離的角度進行定義的。但現實中，流動人口并不一定“流動”。

如

圖3

所示，從省內人戶分離來看，離開戶籍地時間超過5年的占比，從2010年的29%上升到2020年的37%；跨省流動人口離開戶籍地時間超過5年的占比，從25%上升到38%。雖然其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口是多次流動，但2015年小普查的數據提供了在本市居住時間的問題，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在本市居住時間與離開戶籍地時間相差不大。因此，中國流動人口越來越不“流動”的結論是穩健的，有很高比例人群已經永久性居住在本市，但他們的身份是“流動”。從流動兒童來看，有20%-30%的流動兒童在常住地出生且一直穩定居住在本地。

圖3 | 離開戶籍地時間的分布

數據來源：2020年人口普查年鑒。省內流動包括流動流動人口和市區內人戶分離。

除了存量視角，我們還可以觀察不同流動時間人口的變動情況，即2020年的人口相對2010年的增長率。

表5

給出了全國各省區的分布情況：

第一，跨省流動人口的離家時間長的人群增長更快，跨省流動人口越來越想在常住地留下來，而離家時間短的人口增長較慢，這顯示了跨省流動的潛力變小。

第二，省內人戶分離的情況與跨省不同，離開戶籍地時間兩頭大，中間小，也就是說，要么離家時間長，要么剛離家不久。省內人戶分離想在常住地留下來的意愿強，短期打零工的比例也比較高。

第三，地區之間有較大差異，京滬浙蘇粵這些傳統人口流入地的長端擴張相對要慢一些，而傳統人口流出地的長端增長更多。京滬跨省中短期流動的人口規模還出現縮減現象，確實有一些人離開了。

表5?| 分離開戶籍地時間、分省區人戶分離數的七普、六普變動

數據來源：2020年人口普查年鑒。省內流動包括市區內人戶分離。變動量=2020年數量/2010年數量-1。

注：本系列為對七普數據的解讀，本文為第一篇，接下來還會有省際人口遷移變動、城鎮化、生育率變動、老齡化等內容，敬請關注。

（作者聶日明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潘澤瀚為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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