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大地千百年來經歷了無數(shù)次災難，旱災、澇災、蝗災、瘟疫、地震、海嘯，什么樣的災難都有。關于救災、賑災的相關記錄，也留存下不少。但是總體而言，這些有關災難的記錄都比較粗疏，其中原因不難理解。發(fā)生災難的地方，生活困頓，人員四處流散，統(tǒng)計極為困難，很難有人站在相對宏觀的高度對災難本身和救災、賑災的過程加以梳理總結。

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對乾隆八年（1743）直隸地區(qū)抗旱賑災的全過程詳細記錄，又參考了乾隆皇帝在前后幾年中與災難相關的諭旨，僚臣對此次賑災的記錄和奏折，地方抗旱救災的具體措施等，分門別類，輯錄成一本小書，名為《賑紀》。

《賑紀》是中國災荒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書，國內外很多學者都已對這本書進行過研究。它不僅完整地保留了兩百多年前一場區(qū)域性大旱災的過程，也生動地揭示出勘災、賑災的困難所在，在今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743-1744年，河北持續(xù)少雨，影響農業(yè)，逐漸引發(fā)了旱災。政府后續(xù)對各州縣的各家各戶進行勘災，陸續(xù)評定了29個受災州縣，其中重災州縣有河間、阜城等16個，偏災州縣有肅寧、寧津等13個，重災州縣受災土地面積要超過七成。后續(xù)賑災過程中，對29個受災州縣總共賑濟了66萬戶家庭，共202萬口人。這里的賑濟人口不光有各類貧民，還有流民，還包括旗戶等。在賑災中，29個受災州縣總共收到賑銀八十七萬五千余兩，賑糧一百零九萬六千余石。

救災的第一步的工作是了解災情，又叫“核賑”。核賑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勘田畝，就是對田地進行實地考察，勘查農田的受災成分，最終綜合一個州縣的農田受災比例，對該州縣進行重災、偏災、不成災的官方界定；另一方面是核戶口，要對各家各戶實際人口進行重新登記。清代缺乏即時的人口信息統(tǒng)計，過去的資料早已過時，現(xiàn)在根據(jù)實際受災情況登記戶口，根據(jù)實際人數(shù)施賑，杜絕遺濫。結合核賑的兩方面，政府才能最終判定此次賑災每戶可得賑濟錢糧的具體數(shù)目。

但是，在核賑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大量問題。比如災民對于受災土地都有多報的傾向，而調查官員難以一一巡查。尤其根據(jù)規(guī)定，“五分災”與“六分災”是一個決定性門檻，五分災不賑，六分災必賑，所以鄉(xiāng)民都要把五分災的土地報成六分災。

而且，鄉(xiāng)民們也有自己的顧慮。一時勘定的田畝受災程度，并不能體現(xiàn)災情的動態(tài)變化。旱災由于缺乏降水積累而成，大家并不知道接下來會何時降雨。如果進一步持續(xù)干旱，仍不下雨，那么幾個月內，一畝地就會由五分災變成七分災甚至十分災。而勘災官員不可能時時前來勘定，一次性判斷為六分災那就是六分災。所以，鄉(xiāng)民強烈希望勘災官員把災難程度往上調整。

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上，地方政府表現(xiàn)出了一定的彈性。地方政府對五分災的村子進行抽賑，就是隨機抽取一些加以賑濟，表示安撫。因為這些村子雖然被定位不予賑災，但實際情況可能與六分災的村子相差無幾，抽取一些加以賑濟，也能平息民間的議論。

后來，乾隆皇帝對核賑工作給予了更明確的指示。對待五六分的災情，寧可報重，不可報輕。因為五分誤報六分者，可以在核戶也就是核查時適當進行調整，減少賑濟或者不予賑濟；可如果是六分誤報為五分，那么就不會進行核戶，也就沒有補救的機會了。

此外，乾隆皇帝也充分意識到了其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皇帝指示，地方官員不要拘泥于核賑官員的報文。在災冊沒有抵達戶部之前，所有信息都還可以更改。只要災民有強烈訴求，地方官可根據(jù)訴求復查田畝災情。如若訴求屬實，地方官員可以自行更改受災成分再予以上報，上級官員將綜合核賑官員與地方官員的報文加以判定。

這還只是“勘田畝”，而在“核戶口”的過程中，就暴露出更多的問題。上級派來的核戶口人手一般總是不足，而且政府委派專員對災區(qū)戶口情況不甚了解，開展工作較為困難。這個時候，委派專員就不得不假手于本地胥役。問題在于，本地胥役的品性素質良莠不齊，往往德行不高，就會乘機舞弊，肆意操縱，不僅捏造數(shù)據(jù)，更是會中飽私囊。

從上往下看，委派專員辦賑調查時可能缺乏責任心，或遺或濫；而本地胥役可能與鄉(xiāng)民串通，捏造戶口，爭取獲得更多賑濟。而本地鄉(xiāng)民也未必都是良善之人，有一些不應賑的居民，試圖冒充求賑，或者煽動居民阻撓委派專員或本地胥役入戶，使得上峰無法獲知準確的戶口狀況，從而影響賑災決策。

還有一類特殊人群，就是讀書的生員，俗稱秀才。政府體恤生員，會額外給他們賑濟，標準與普通百姓不一樣。但生員往往會多報家庭人口，甚至有些生員嘗試混入民冊，也就是在生員賑濟之外，再多拿一份普通百姓的賑濟。所有這些行為，也都為賑濟帶來了麻煩。

在乾隆八年這場賑災中，核賑官員的委派和監(jiān)督機制逐漸形成規(guī)范。少部分官員是由督撫直接委派，稱為“廳印”。廳印官數(shù)量有限，州縣官根據(jù)實際需要，向知府申請委派相應“協(xié)辦官”，稱作“佐雜”。廳印與佐雜需要分頭核戶，賑票上蓋好本州縣印章，并加上委員號記，由此可以知道誰經手負責審核。道府等上級官員還需要不時巡歷，抽查賑票。通過這樣的相互監(jiān)督，可以有效減少舞弊情況的發(fā)生。在初始核賑時，委派官員利用不少本地胥役入戶調查。但發(fā)現(xiàn)舞弊情況后，就規(guī)定本地胥役只能謄寫災冊，入戶事宜必須由核賑官員自行完成。核賑官員的業(yè)績目標也變得明確起來，那就是“不遺不濫”。退一步，如果實在難以調查清楚，那么目標也應該調整為寧濫不遺。

面對災民的舞弊，上峰也制定了相應的懲罰措施。一旦發(fā)現(xiàn)虛報，除了不準給賑外，還要將鄉(xiāng)保游街示眾。而在懲罰措施出臺以前所查的戶口，難保沒有作弊。于是就派委員分赴各處，告示災民，歡迎自首，也歡迎相互舉報揭發(fā)。據(jù)實自首者無罪，若仍舊藏匿不自首，此后一經查出，必定嚴懲。

對于生員的虛報作弊，也設計了相應辦法。勘災委員先要廣泛拜訪負責府學、縣學事務的教員，從他們口中探知生員中陷于貧困的實際生員人數(shù)，據(jù)實報賑，然后再去實際探訪。同時他們也告誡生員及教官師長，對于舞弊的生員輕則懲戒，重則除名，革除生員資格，而徇私包庇的教官師長也將一并記過。同時各府州官員必須對生員進行監(jiān)督教育，使其自行知道畏忌。

在勘災過程中，另一個技術性難題就是人口流動。受災嚴重地區(qū)，人們生活困難，往往不得已背井離鄉(xiāng)，成為流民。從乾隆皇帝的視角看，流動災民又勢必對其他地區(qū)乃至京城構成不穩(wěn)定的誘因，越是流動越麻煩，將災民固定在本鄉(xiāng)本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目標。

所以皇帝指示，地方官員要親自參與核賑，親自下鄉(xiāng)。當災民看到州縣官員，感知到賑濟有望，就不會輕易地背井離鄉(xiāng)。同時災民看到地方官員，也能明白上峰的體恤，更有助于他們配合政府的安排，提高賑災的效率。

核賑要持續(xù)很長時間，所以核賑的次序很重要，必須以災重地區(qū)為先。全省先查受災最嚴重的州縣，全州縣又必須先核查受災最重的村莊。受災最嚴重地區(qū)人民很有可能根本支撐不到政府施賑，要么餓斃，要么成為流民。所以政策上允許州縣官員在查賑時先行賑濟，先化解人民的生存危機，在后續(xù)施賑時再予以調整。

而且在核賑過程中，核賑的一些技術標準逐漸確定。比如官員要挨戶清查，分清極貧次貧，點明男女大小口數(shù)，都要載于賑冊。此外還要在每一戶門墻上標明戶名口數(shù)，便于百姓相互監(jiān)督。對于極貧戶，還有老病孤寡無所依者，也需要在賑冊中詳細標注，便于后續(xù)優(yōu)先賑濟。

即便如此，有一些災民在核賑時已無法忍受，扶老帶幼，攜眷外出，只剩空房。此時，核賑官員在與鄉(xiāng)鄰確認后需在賑冊上另外登記，作為“外字號”。同時也需要在門墻上寫清楚“外”字。等到日后，外出災民聞賑歸來，他們可憑“外字號”的記錄獲取補賑。

所有這些核賑舉措，都是經歷了多次博弈、多次試驗，精心固定下來的。經過辦賑人員持續(xù)幾個月勘災，河北各州縣的災情基本厘清。當時的直隸總督高斌將其上報皇帝，乾隆皇帝根據(jù)報告內容對各州縣作出應或不應賑的指示，這就成為下一階段散賑的行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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